我有些不相信，这就是那个皇帝？ 溥仪看见我，一下子把我抱住了。 溥仪告诉我，毛主席让他找个合适的。
因为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史，我对处理个人的感情问题特别慎重。好心的同事、邻居多次为我牵线搭桥，连医院的领导也很关心我的个人生活问题，我衡量再三，都婉言谢绝了。时光荏苒，我已经习惯了年复一年的独身生活。
1962年旧历正月初六（2月10日），春节后第一天上班，我的一位相识多年的老朋友——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来到医院看我。
“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吧，怎么样？”老沙趁着屋里没有旁人，开门见山地说。
“他是哪儿人？做什么工作的？”我问。
“你要相信朋友嘛！我给你介绍的人，绝不会不好的。”
“可是，也得让我了解呀！”
“有空你到我家里来一趟，再详谈一切。”
我当然不应拂却朋友的盛意，两天后我抽空来到老沙家里，他这才把实情一一讲给我听。
“我给你介绍的朋友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，人很忠厚，很可靠。”
“谁呢？”我问。
“宣统皇帝。”老沙故意说出这个尽人皆知的名字，并注视着我的脸色。
“不行不行，我害怕。”听说是皇帝，我吓了一大跳。
“你怕什么？你了解他吗？”
“我看戏剧或电影里的皇帝都是够坏的，还是算了罢！”
“人家经过了改造嘛！据我所知，他的条件还很高呢！”
“那我更不去了。”
“我已经和人家约定了，还是先去看看。”老沙一边和我商量，一边开着玩笑说：“我也没见过末代皇帝，这回沾你的光，也让我开开眼界。”
我想：老沙代我约定见面也是关心我，不拿我当外人看待，我不该拒绝他。再说，去也好嘛，看看皇帝长得什么样儿。
原来，沙曾熙有位同乡叫周振强，也是前国民党高级将领，曾任蒋介石的卫士队队长，后来成了解放军的俘虏，在铁窗内改造了10年，1959年12月与溥仪同时获得特赦，又同时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。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，周振强最了解溥仪独自生活的难处，有一次，跟老沙提到要给溥仪介绍对象，老沙立刻想到我。他们两人一商量觉得还合适，老周就向老沙要了一张我的照片，送给溥仪看，溥仪立刻同意见面。老周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老沙，其实，老沙在这之前尚未和我提过呢！他给溥仪看过的那张照片也是原存的。
几天之后的星期天，沙曾熙陪我到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如约会面。
当溥仪很热情大方地跟我握手的时候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倒有些拘束和紧张，甚至不敢抬眼仔细看看他。直到他把我们让进客厅坐定，又向服务员要了咖啡，我这才得到机会观察了“皇帝”的风采。他穿一身藏青色中山服，黑色皮鞋锃亮，头发也梳得一丝不乱，谈吐热情得体，举止文雅洒脱，这一形象已经令我油然生出几分好感。
在谈话中，溥仪详细地向我询问工作、单位、年龄等情况，问我在医院的哪一科，病人多不多，工作累不累，等等。问得很仔细。当时我正在业余卫生学校学习，手里拿着医学教科书。他看到了高兴地询问我的学习情况，并说：“我对医学很感兴趣，改造期间学过中医，看过不少医学书籍，也曾帮助管理所的医务室做过护理工作，量血压、注射等简单的操作都可以。我当时曾想过：真能学会了治病，改造结束后也许可以当个大夫呢！”
我问到他的生活情况时，他说：“我现在只靠每月100元工资生活，有时不太够用，由国家照顾。”
他又问我的情况，我讲了父母早逝的经历，他非常同情，说：“真苦啊！”又问我父亲生前做什么工作？我告诉他，是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。
这几天我也曾了解溥仪的一些情况，知道他作为宣统皇帝曾经统治过全国，后来当“满洲国”的“康德皇帝”，在东北，家家户户都挂他的照片，每天都要给他鞠躬……然而，眼前的溥仪，总是咧开厚厚的嘴唇憨厚地笑着，一派喜气洋洋的神情。我心想：这就是那个皇帝？一点儿架子都没有，跟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啊！而且，诚实、朴素、和气、热情，更不像戏里的皇帝。
虽是初次见面，我们的谈话却很投机，不知不觉从下午两点一直谈到五六点钟，当我们走出文化俱乐部要分手时，溥仪不忘向老沙问明住址和单位电话号码，并掏出小本子来认真地记在上面。不过，他当时还不好意思问我这些。
我们把溥仪送上返回政协的汽车以后，周振强很兴奋地告诉老沙和我说：“行了，这回准成！”
“你怎么知道行了？”老沙问老周道。
“溥仪如果不喜欢，总是说几句话就要走，这回谈了几个小时，说明他有诚意。”周振强性格开朗，说话很幽默，他故意作出神秘的样子说下去：“大家给溥仪介绍对象，前后也有十几个了，他都相不中。”
“那为什么？”老沙追问道。
“岁数稍大点，相貌稍差点，都不行。因为他常见外宾，有时还要携带妻子，所以得找个能带得出去的。”
第二次会面是在5天之后的周末，溥仪给沙曾熙打电话，相邀去跳舞。我们按时前往政协礼堂，在白塔寺下车没走几步，就看见溥仪满面春风地迎过来了，我当时心想，这位皇帝蛮热情蛮主动呢！
下场以后我发现他不大会跳，有点笨手笨脚，缺乏节奏感，步子与乐曲的拍节也往往不协调，有时还真把那双锃亮的皮鞋落在我脚上，同时他会轻轻地送过来一句“对不起”，或是略含歉意地无可奈何地一笑，尽管如此，跳跳慢四步什么的，他还能很认真地跟我嚓呀嚓地拖，到了快三步，简直就乱了套，像是拽着我绕圈跑。
第三次会面是溥仪直接打电话来，邀我到政协礼堂看电影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。他说已经留好了座位。电影开演后，溥仪聚精会神地看，影片情节深深地吸引了他。当他看到男主人公张忠良抛弃遭苦受难，孝敬婆婆、抚养幼子的结发妻子的镜头时，非常气愤地说：“这个男的真坏！家里有那么好的妻子，还在外面寻欢做乐，逼得妻子跳了江，太没良心了！”听了这些话，我觉得溥仪的心眼真挺好。散场后，溥仪一直把我送到白塔寺车站，问我冷不冷？还要亲自送我回关厢医院，我一定不让他再送，他等我上车后才回去。
一个新的礼拜六，溥仪在电话中第四次邀我晚6点到政协礼堂门前见面。那天，车上人多，我等了几趟车才勉强坐上，而车速又慢，结果没能按约定时间到达。
在政协礼堂门前找不到他，我又转到办公楼后面，见他宿舍也关着灯。心想，还是回到政协礼堂门前等等他吧。当我快走到大门的时候，正遇上溥仪从汽车站方向回来，一看见我高兴极了，就像铁屑碰到磁石一样，一下子把我抱住。礼堂门前人来人往的，大家看这场面发笑，我也怪不好意思的。他这才好像忽然明白了，哈哈大笑起来。一些认识他的人过来打趣说：“你这个老头咋这么高兴啊！”他紧忙解释道：“我到处找得好苦，上车站又没接着，竟在这里碰上了，哪能不高兴呢？”
我小声埋怨他说：“你怎么不管不顾的？也该分分时间、场合。”
他毫不示弱地回答说：“你不遵守约定的时间，我这是对你的惩——罚！”真是拿他没有办法。
那天晚上在政协礼堂看京剧《贵妃醉酒》，他很喜欢京剧这种传统的民族艺术，也能听出各种唱腔味道。他边看边给我解释，发表他的感想和评价。因为我经常和他一起看京剧，逐渐也懂得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了。
戏一演完，溥仪便提出让我到他的宿舍看看，我就跟他来到政协大院的一所平房，里间是卧室，约有20平方米，摆着一个写字台、一对儿单人沙发和一张双人床，还有圆桌和几把椅子，靠床一侧有道门连着卫生间。外间是客厅，看上去比卧室还要大些，有办公桌、书架和半圆形的沙发茶几。但溥仪不会收拾，衣物和用具等摆放得很零乱。
溥仪曾告诉过我宿舍的位置，但进入屋内这还是头一次。他让我在外间沙发坐下，又拿出一大堆东西来给我吃。看我并不伸手，他又拿桔子和糖果往我手里塞。他对我说，经过几次接触产生了良好的印象，觉得有点儿离不开我了似的。又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交朋友？我说希望继续相处，以达到互相了解。他还问我现在对他有什么意见？我说，愿在相处过程中开展批评，互相帮助。他笑了。
刚聊了一会儿，溥仪的五妹夫万嘉熙就来了，好像他们预先有安排。随后溥仪就提出，第二天——星期日，两人要一起到我家去。考虑到我们的关系尚未确定，而溥仪又有特殊身份，到我家去恐怕不太合适，我就推辞说：“我们院子里人家多，房子又小，路也远，还是不要去了吧！”溥仪遂反问道：“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呀！”看来他决心要去，推辞不掉，也就勉强答应了。
第二天上午，大约9点钟左右，溥仪和老万按照“朝外吉市口某条某号”的地址真找到我家来了。
“今天在你家里，我想好好和你谈一谈。我觉得有好些话非和你说说不可。”谈话就这样由溥仪先开了头。
“也好！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我说。
“你知道：我是个改造过来的旧人员，满身是罪，特别是跟日本人走了10几年，更对不起党，对不起人民。”
“我觉得你改造得不错，政治觉悟挺高的。我的看法也许不正确，我认为历史是很复杂的，我们主要应该向前看。”
“我赞成你这个看法。后半生，我一定多给人民做些事情。”
“我们都应该多做工作。”
我的话使他解除了一个顾虑，他立刻显出很高兴的样子，并把话题转到新的方面。
“由于我在改造中体会到党的政策的温暖，又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，把从宫中带出的经过一再精选而保存下来的白金、黄金、钻石、珍珠之类首饰、珍宝共468件全部献给了国家。现在，我只靠每月100元工资生活，别无长物，所以你跟着我并不能得到享受。”
“我和你相处，并非因为你曾当过皇帝，如果你还像皇帝那样坏，纵然有千千万万件珠宝我也不希罕。只要人好，再穷我也愿意，感情是金钱买不到的。”
“我的年龄大，我们之间有差距，不知道这一点对你有没有影响？”很明显，这是溥仪早有准备要提出的又一个新问题。
我想和他开个玩笑，看他有什么反映，就轻轻说了一句：“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。”我看他的脸上立刻显出了有点儿异样的神情，“不过，只要精神状态好，是可以让人年轻的。”
他立刻高兴起来，说：“你看我的精神状态如何？特别是……和你认识以后，我真是从心里往外高兴啊！”
“我愿意找岁数大一些的，因为从小没有父母，年纪大点更能疼爱我。”我说了老实话。
那天，我们谈呀谈了很长时间，谈得那么开心。然而，还不能说两人就此确定了关系，刚刚见过几次面，互相之间都希望多了解了解。对我来说婚姻是一件大事，溥仪也认为处理婚姻问题应该特别慎重，他颇为神秘地轻声告诉我说：“这是毛主席向我提出的要求！”原来就在我们初次见面的半个月前，毛泽东曾在中南海颐年堂家中设宴款待溥仪，还鼓励他重建家庭，并对他说：“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，不能马马虎虎。要找一个合适的，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，要成立一个家。”
我和溥仪的感情愈来愈深，他知道我身体不好，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怕我冷着、热着、受风、着凉。一次我得了感冒，他听说后便来看我，见我嗓子疼得说不出话来，心里十分焦急，他相信中医，让我到海军医院找著名的张大夫看看。我说不用去，过两天就会好的。谁知他竟脸背着我掉起眼泪来，哭得很伤心，我安慰了半天，他才不哭了。一次溥仪来电话说他病了，发着高烧。我一听赶紧用中午休息时间，买了一些平时他很喜欢吃的食品去探望。我给他量体温，38度多，我说我陪你去人民医院打一针，好得快。他听后非常感动地说：“现在我算是有了一个真正的好朋友了！你这么老远来看我，我的病好像已经好了许多，不用上医院了。”坐了一会儿，他突然拉住我的手用力地握着，两只眼睛盯住我问：
“告诉我，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”
“再等一段时间吧！”
“为什么还要等？”他用恳求的语气说：“答应我，早点儿结婚吧！”
摘自《我的丈夫溥仪》
定价：24．50元
东方出版社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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